欧洲住院教育让患儿有所学

开设“病房学校”,把课堂搬到患病儿童的病床边,是欧洲在经历黑死病等灾难后,为保障患儿有所学而作出的创新。

    由人类浩劫而关注公民权利

全球抗疫史,最刻骨铭心的案例要数14世纪中叶让整个欧洲大陆1/3人口(约2500万)丧命的黑死病。薄伽丘的《十日谈》被誉为堪与但丁的《神曲》互为辉映的“人曲”,开篇写道:“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薄伽丘目睹“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十日谈》即以中世纪欧洲那场浩劫为背景。大瘟疫席卷之下,全欧30所大学中至少5所销声匿迹,原本就效力于权贵阶层的整个学校体系惨遭灭顶之灾。患者被强制安置在远离人迹的瘟疫屋,任其自生自灭。

黑死病期间学校体系受损影响学生接受教育这一经历,催人深思教育的连续性,并进而思考患病学生的受教育问题。在病有所医的同时学有所教,成为欧洲很多国家努力解决的社会问题。诞生于1924年的全球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亦称《日内瓦宣言》;《反对教育歧视公约》于196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出台;全纳教育思想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西班牙城市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上颁布的《萨拉曼卡宣言》;旨在保障欧盟公民权利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于2007年确立。欧洲的种种首创让所有患病儿童皆可享受平等而充分的受教育权。病房学校及住院教育遂应运而生。

    由欧洲标准而成为全球参考

病房学校的诞生,推波助澜的是英国卫生部1959年发表的报告《住院儿童的福利》所获“住院儿童状况亟待改善”的结论,以及詹姆斯·罗伯逊的标志性影片《两岁娃上医院》和《妈妈陪我上医院》。自1961年起,欧洲各国家长纷纷组建儿童福利志愿者协会,与医护人员合作,为住院儿童的父母提供建议和支持。1988年,全欧12个协会聚集于荷兰城市莱顿,呼吁保障患病儿童及其家属在住院前、住院期间和住院后以及在其他保健服务中享有的权利。基于“莱顿精神”,欧洲住院儿童协会破土而出,1993年以来定期举行会议,对标宪章,反思与前瞻。“莱顿精神”虽尚未为全球提供欧洲标准,却注入欧洲理事会2011年确立的《儿童友好卫生保健指南》,并催生欧洲驻院教师协会的诞生。

根据《欧洲住院儿童协会宪章》,患病与康复儿童享有两项基本权利:健康权与受教育权。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跟作为第三方的公共或私立医疗机构签订协议,确保暂时因健康状况而无法上学的儿童不必中断学校教育。宪章第7条明确规定,患病与康复儿童应享有充分的玩耍、娱乐和教育机会,与各自年龄和禀赋相适应,并应生活在为满足其特殊需要而设计与配置的环境以及配备与赋能的人员之中。这项福利主要针对30天以上不能上学的患病与康复儿童。鉴于病情各异,须尊重因病制宜与因病施教之原则,这项福利的受益面兼顾住院与门诊的患病和康复儿童。

 由补偿教育而扩及全面教育

病房学校,就是在病床边对患病与康复儿童实施基于常规课程的班级教学、小组教学、个别教学,从而为患病与康复儿童提供教育,如爱尔兰圣母病房学校的主旨,是以儿童为中心、以研究为导向、以学习为基础的医疗保健。住院教育须通过专业认证并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属于特殊教育的一个另类,强调受教育的连续性,目的在于使患病与康复儿童在短暂中断常规教育之后重返常态。来自常规学校体系并接受特别培训的驻院教师实施多学科关怀,作为住院儿童与家庭、学校之间的纽带。因疾病和住院而产生的特殊需要,病房学校汲取的课程资源更广泛,涵盖的课程内容更丰富,采用的教学方法更多元,制定的教学计划也就更个性化。

秉持“共赢”的校训,具有近250年历史的英国莱斯特皇家医院开办的住院儿童学校把心灵、道德、社会、文化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该校的雏形可追溯到1911年开设的儿科,学校现设立四个部门:为长期因患病与康复而无法上学的宅居儿童提供常规教育的威洛·班克走读学校,可颁授文凭或各级证书;为短期住院儿童提供补习教育的莱斯特皇家医院,助其完成因患病与康复而耽搁的课程及其作业与考试;为无法上学的住院儿童提供精神健康教育的三号病房,助其在心理上重拾继续学习与生活的信心;为长期因患病与康复而无法上学的宅居儿童提供家庭补习教育的外展小组。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对此赞誉有加。

    由住院教育而延至常规生活

相关推荐